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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地认识秦族起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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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9 11: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辩证地认识秦族起源的问题

    李清凌


   [摘要]秦族的起源是秦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学界对其研究已近百年。成果颇丰。但从方法论角度看,许多学者似仍只关注其间的一段历史,而重视对象的整体性、联系性、发展性不够,本文就此问题略陈浅见。

    [关键词]秦祖 少昊 颛顼 伯翳 非子。


    一、东方和西方是统一的整体

    嬴秦,是从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叫起来的,秦在当时为附庸,还算不上一个方国。直到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秦才开始以方国的面目出现。这个建立了嬴姓方国的秦族起源于何地?学术界若从王国维算起,至今已经讨论了近百年。其间有代表性的主要观点,一是秦人的东夷说,一是秦人的西戎说。各执己见,而未能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问题。

    其实,东方和西方是华夏大地的两头,东夷和西戎是华夏先民的两族,考古学家揭示中国宁夏的水洞沟人在三万年前就同西亚、北非有交往,为什么我们不能设想中国东方的夷人与西方的戎人以及其他各地、各族先民也是经常不断地往来联系的?为什么不能把交往互动看作是常态,而不是特例?若然,被许多学者看做东夷首领和秦人远祖的少昊不既是东方人也是西方人吗?

    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忽视了黄帝同少昊的联系。黄帝起源于黄河上游,向东迁徙进入中原,其活动范围包括今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是华夏文明形成的标志性人物(部族),他最早出生于西北地区,是原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提出的中国远古三大民族集团之一、西部炎黄集团的首领。而经过历代尤其是战国秦汉人整理的中国古史系统,将少昊排在黄帝之后,或认为他们之间是亲属关系,或看做是部族统领关系。既然如此,作为黄帝后裔、属部的少昊,其根能不同西方相通相连吗?晋人王嘉《拾遗记》,宋人罗泌《路史》等书中的相关记载,就是将第一代少昊看做起源于西北的。

    不错,正像有的史籍记载和许多学者坚持的那样,少昊氏是东夷的一位首领。但根据传说和记载,他不是由当地各族推举出来的,也不是他自己打出来的,而是由黄帝任命、派出去的。对此,《逸周书·尝麦》那段话赫然在目,可作作证。其文云:

    (周成)王若曰:“宗揜(yǎn)大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乃命少昊请(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1]

    这是周成王对大宗揜谈话时,回忆的黄帝战胜蚩尤的故事。说开天辟地之初,上天在地上设置了人主,建立了典章制度,让赤帝(即炎帝)分领“二卿”,命蚩尤驻于少昊故地,管理天下四方。贪婪的蚩尤氏不厌于心,想要驱逐赤帝。双方军队在涿鹿山阿展开厮杀,战得异常激烈,遍地不宁。赤帝胆怯,乃向黄帝求援,黄帝在冀中地方擒杀了蚩尤。然后任命少昊清接替蚩尤,为司马鸟师,整顿五行五帝中的东方青帝之秩序,又赐少昊清名“质”。从此以后,东方才井然有序,至今(周初)不乱。

    单从人际关系看,这段话透露的历史信息是,被黄帝任命的这位少昊清应是黄帝的亲属或部下。联系《史记》等中国古代主要史籍,都将少昊作为黄帝的后裔,因此,尽管少昊任职或迁徙到了东方,并在那里衍生出了许多新的部族、方国,但论根,他却是源于西方,这样说,于史并不牵强。中国的考古学产生和发展起来以后,学术界将考古资料应用到古史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传说的历史仍然不能忽视。令人费解的是像少昊、颛顼这些人,同黄帝一样都是从传说转变成文字记载的,学者们在秦嬴起源的研究中一再提到这两位老祖宗,但同样是从传说转变成文字记载的黄帝,以及黄帝同少昊、颛顼的关系,他们的西北渊源,这些为学者耳熟能详的传说记载,不知为什么却很少被提及或强调?“黄帝所生,伏羲之宇”[2],只要你承认伏羲、炎黄集团的首领轩辕黄帝起源于中国的西北,你就得承认黄帝的后裔少昊、颛顼以及少昊或颛顼的后裔秦嬴,其根都在中国的西北。中国的东西部是一个整体,说少昊同黄帝一样都是最早起源于西北,后徙中原和东方,在那里成就了他们的丰功伟业;同时他们与西方的联系从未间断。说秦人,既包括他们的西方祖根,又包括从东方迁来的部分,这样看问题,不更加全面、更加接近于史实吗?


    二、东夷说或西戎说只抓了一段历史

    问题是在秦人起源地和族属的讨论中,不论东夷说还是西戎说,大都是从虞夏商周时期寻找根源,而再不愿意往上推,嫌那里没有考古学的支撑,因而是靠不住的。充其量这只算是抓住了一段历史,而不是整体地、全面地看问题。举个例子。持东夷说者有这样的认识:

    柏(伯)翳与伯益应为一人。伯益为虞舜及大禹时东夷族著名酋长,秦嬴祖伯益,当然秦嬴也就是起源于东方并且是东夷人的后裔了。[3]

    持此说的段连勤先生还从秦嬴同犬丘(西垂)的关系;嬴姓氏族和古国的分布;秦的原始宗教观念等三个方面论证了秦嬴的起源地和族属,认为是夏商之际,商族与东夷联合反夏,掀起了东夷人向我国西部迁徙的浪潮,秦的祖先正是在这次东夷人西迁的浪潮中来到陕西关中地区的。他确信“秦嬴起源于由我国东方西迁的东夷人,它很可能是畎夷的一支。”[4]林剑鸣先生也认为:秦人“最早是属于生活在我国东部的部落集团中的一支, 他们同来自东方的商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理由是秦人的鸟图腾崇拜同于殷人、从事狩猎牧业经济和有同类嬴姓小国在今山东一带立国[5]。

    这些观点都有代表性和较大的影响。我们赞同秦嬴先祖有一部分在东方建国生活的观点,但质疑其起源地也在东方。第一,伯翳封嬴,使他获得了一块封地和赐姓,从而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逐渐成为东方的“著名酋长”,但这既不反映他的祖籍和族属,也不能证明秦人祖述伯翳,他们也就是起源于东方并且是东夷人的后裔了。因为不论按男系、还是按“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即女系算,秦嬴都是黄帝轩辕氏的后裔,只要你承认黄帝族起源于西北,具体说是起源于渭河上游或今天水市清水县一带,那你就得承认其后裔伯翳的祖籍在中国的西方而不是东方。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我们不能不考虑发展的多样性。比如,“少昊曰金天氏,传八世五百岁。”[6]那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间各种人群迁徙、社会变化、政治势力消长的事都会发生。由于史料缺乏,今人除了合理的推测,已经难道其详。为什么少昊明明是西方黄帝的后裔,历史上却有他是东夷首领的传说,而且至今山东曲阜还有少昊陵?如前所述,黄帝擒杀蚩尤,统一了黄河流域后,少昊被派往东夷地区统摄各部,发展成强大的政治势力而主盟于东夷,这就是答案。但不论历史形势怎样发展演变,少昊的事业、成就、后裔在东方,其根在西北这一点不会变。

    第二,从秦嬴同犬丘的关系看,秦人的核心氏族在西犬丘(西垂)居住的时间确实很长,从可以考知的仲潏(jué)算起,到秦文公迁都于汧渭之间(前762),共14世,其下限已到了春秋初;迁都以后,西犬丘仍然是秦人的本部、后防。因此,秦人对西犬丘的感情,西犬丘对于秦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能以此认定犬丘这个名字一定是秦人的祖先从东方带到西方,而不可能有其他的情况吗?比如,历史上东西、中外人群的迁徙是带有普遍性经常性的,决不仅限于秦祖或畎夷,各种人群迁徙的频繁程度也不好用一次、两次或三次来定量。因为秦人住在犬丘就说他们是西迁畎夷的后裔,此说似嫌牵强。

    第三,以嬴姓氏族和古国多分布在东方江淮济水流域,来证明秦嬴的根和起源地在东方也有质疑。我们知道,早在夏商之前的五帝时代甚至更早,西人的东迁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越到后来,其总的趋势越是强劲,因为从谋生的角度看,东方的自然地理环境优于西方。以炎黄集团为代表的西人东移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形成成数以万计的炎黄部落、方国和家族。“秦之先”仅是其中的一支;“嬴”也只是秦之先祖的一支。就以伯翳之后而论,从他得赐的嬴姓中分离出来的古国就已经很多了。宋人罗密《路史》卷16记载,伯翳生有3子:大廉、若木和恩成。他们各有数十上百的后裔氏族,每个氏族又往往发展成为一个方国。仅以恩成这一支的伯翳后裔为例,就有理氏、里氏、相里氏、京氏、恩氏、利氏、儋氏、聃氏、耽氏、征氏、崇氏、段氏、段干氏、老氏、老阳氏、柱氏、丙氏,以及广武、老莱、贺兰、坚吾、大野、徒何氏。江、黄、耿、弦、兹蒲、时、白、郯、复、巴、寘、谷、麋、郧、葛、祁、谭等氏,它们都是嬴姓方国;又各以国名氏。这些小国,还有其他各支的,各有各的地盘,但都是嬴氏分支。嬴氏除了建国于东方的以外,在其他地方建国立家的也还有不少。怎能根据类此方国的分布,来确定秦嬴的起源地?

    第四,依崇鸟观念来类推有相似现象的部族起源和族属相同,也是靠不住的。秦人崇鸟或以鸟为图腾是真。但崇鸟并不是东夷独有的特征,远古先民不论生活在东西南北,他们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鸟兽。不崇鸟,就崇兽,这是先民普遍的爱好。就以西北来说,在反映华夏文明形成时期状况的大地湾、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上,就有很多鸟或鸟变形的纹样,反映了大地湾人、马家窑人对鸟的喜爱或崇拜。鉴于篇幅,举例省略。其他各地远古先民崇鸟的例子也很多。因此,不能以东夷有一支是崇鸟或以鸟为图腾的,就确定同样崇鸟的“秦之先”必然源自东方。何况秦人崇鸟,源于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吞“玄鸟陨卵”、而“生子大业”[7]的神话;少昊氏崇鸟,是因为少昊在举行登位大典的时候,适有凤鸟飞来,这是一个祥瑞的现象,因此就喜欢鸟,并以鸟来命名职官[8]。神化伟人降生、登基的做法在历史上相当普遍,它与秦人的族源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事实上,远古东方民族并不都是崇鸟的,九夷中的畎夷、于夷、风夷、阳夷以及以颜色命名的赤夷、白夷、黄夷、玄夷等,看不出他们崇什么鸟或以哪种鸟为图腾;倒是比所谓东方崇鸟部族更早的大地湾、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彩陶上有极为美丽的鸟纹和变形鸟纹。秦人崇鸟为什么不是受本土文化的影响,而是从东方传来的观念呢?

    我们并不完全否定黄帝、少昊、颛顼等老祖宗的东夷说。《礼·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云:“黄帝传十世,少昊传八世,颛顼传十二世”。期间每一世的首领和部族成员都可以称作黄帝、少昊、颛顼。在以游走营生,很少定居的远古社会,说他们的脚步,说他们的后裔布满了今日的中国决不为过,岂止是东方和西方!又何况他们在发展过程中还将无数的周边各族成员吸收到本部族中来。所以,大家谈秦族的起源,谈黄帝或少昊、颛顼,所强调的只是他们第一代人的起源地。而按照传统的黄帝、少昊、颛顼的序列排法,颛顼、少昊的族源在黄帝,黄帝的发源地在西北,自认颛顼或少昊后裔的秦祖,其根当然在西方了。

    以王国维、蒙文通两先生为代表的秦祖西戎说同样将研究的切点定得较晚。王国维先生说:“秦之祖先起于戎狄”[9]。蒙文通先生引《史记·秦本纪》申侯对周孝王的话“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仲潏(jué),保西垂。”申侯是戎族,其先母族为郦(骊)山氏,同为戎族,胥轩也娶郦山女,而且在他的名字前加一个“戎”字,表明胥轩也是戎族,这样,“秦父系母系都为戎族”,所生仲潏的戎族属性不容否定。蒙先生还确认“秦即犬戎之一支。”[10]这是从世系族属上说的;从社会环境看,蒙先生认为:“仲潏以来,庄公以下,尚居犬丘,远在西鄙群戎之间,亦足见秦实为戎,而起自西裔也。”[11]

    按照目前主流的看法,不论是秦嬴东来说还是西兴说,都不将其与西戎划等号。这可能是历史研究整体进步的反映。按照周秦以来的社会习惯,人们把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称做华族或华夏,而把生活在中原地区以外的部族或人群称做蛮、夷、戎、狄,当时秦人的先祖生活在陇山之西,仅这一点,就可以笼统地称其为戎族了。但仔细分析,它与西戎毕竟有历史渊源的不同。同时,两位先生与秦嬴东夷说者一样,其研究也是从殷周前后开始的,没有像司马迁那样,从华夏文明的初曙——五帝时代展开论述。

    那么,若从五帝时代说起,建立了秦国的核心氏族嬴人的远祖,到底是五帝之首轩辕氏的哪一支后人呢?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嬴人的起源地和族属也便有答案了。《史记》卷5《秦本纪》云: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这是说,颛顼的女裔孙女修生大业。大业生大费,大费协助大禹治水获得成功,又为帝舜调训鸟兽立下功劳,大费就是柏(伯)翳,帝舜赐他姓嬴氏。这就是“秦、赵之祖,嬴姓之先。”[12]由于这段话没有说出大业的父亲是谁,所以后人就以母族而认颛顼为其祖。宋人罗泌则坚称大业的父亲是少昊裔子,并认为少昊才是秦嬴的男系祖先。他说:

    初,帝(少昊)裔子取高阳氏之女曰修,生大业。大业取少典氏女曰华,生繇。[13]

    繇,即皋陶。皋陶是伯翳的父亲,伯翳是嬴姓初祖。这样,按男系计算,秦嬴之祖就是少昊而非颛顼了。

    对于舜赐姓嬴氏的柏翳,同当时另一个叫伯益的是一人还是不同的两个人的问题,《史记》虽未着意区分,但联系前后记述分析,司马迁将其看做是两个人本无疑点,是后人搞糊涂了。事关秦嬴祖谁,这里要澄清一下。《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话:

    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益可。于是以益为朕虞。益拜稽首,让于诸臣朱虎、熊罴。舜曰:“往矣,汝谐。”遂以朱虎、熊罴为[14]。

    意思是说,舜问大臣们,谁能为我调养高原和低湿地上的鸟兽?大家推荐说伯益可以。于是舜就任命伯益为管理山林川泽的虞官。伯益叩头,谦让朱虎和熊罴两位贤者。舜说:“你们一起去,把这件事办好吧!”就以朱虎、熊罴为佐官,协助伯益作管理山泽。这段话只说明舜曾根据大臣们的建议任命伯益为虞官,至于他干得怎么样,史无下文。

    柏翳就不同了。他既有助禹治水之功和受舜赐皂游(皂色旌旆之旒),妻玉女的功劳和旧荣,又有“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舜赐姓嬴氏”的新功新宠。在这里,历史并不排斥舜先后任命了两任虞官(他们的名字音同字不同)的可能性。何况在《史记》卷36《陈杞世家》中,司马迁更加明确地说:“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这是说,伯翳的后裔秦襄公在周平王时被封为秦国诸侯,而伯益等贤者的子孙没有听说过被分封的事。伯翳和伯益是两个人在这里不是表述得很清楚吗?

    再看宋人罗泌的考证。他说:

    伯翳者少昊之后皋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阳之第三子隤(左岂右欠)也,然世俱以伯翳为即伯益,其谬甚矣。予尝考之,伯翳者,嬴姓之祖也,书传嬴姓,实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阳后也。

    他在引证了《史记·陈杞世家》序舜、禹功臣时将伯翳与伯益单列的例子后又指出:

    《史记》云,皋陶卒,封其后于六,或在许,然后举益而授之政[15],则伯翳不得为伯益尤显。故刘秀表校《山海经》云:夏禹治水,伯益与伯翳主驱禽兽,是则益、翳为二人,亦有能知之者。第太史公于益、翳有时而不分,所以致后生之缪尔……班固之徒不知考此,乃直以女修为男子,而系之高阳之后,故世遂以伯翳为伯益不复别也。[16]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伯翳是少昊之后而非颛顼之裔。他被帝舜封赐后,以嬴为氏,这是嬴姓之始,也是秦嬴的来由。

    有一种观点认为,秦祖以嬴为氏,少昊时代就有、而不是从舜封伯翳才开始的。段连勤先生就持这样的看法。他说:“秦人的嬴姓来源颇古,虞舜赐姓之说,可能出于秦人伪托。因为从先秦典籍所载的传说资料看,早于虞舜时代的东夷族酋长少昊及其后裔少昊氏姓嬴。”[17]我们不知此言何据?哪个秦人、怎样伪托了嬴氏,是有资料记载还是段先生的推测?先秦典籍所载的传说资料,言少昊及其后裔少昊氏姓嬴,也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即使是汉魏以后的记载,我们仅见汉许慎撰、宋徐铉增释的《说文解字》卷12下,“嬴”字下释文有“少昊氏之姓”[18]清人段玉裁注释的本子说得多一些。其文云:“嬴,帝少皞之姓也。注:按,秦、徐、江、黄、郯、莒皆嬴姓也。”[19]宋李昉等引《古史考》曰:“穷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故号金天氏。”[20]怎样理解这些文字?可否认为它所指的还是伯翳受封于嬴,因他是少昊氏的后裔,所以当他得赐嬴氏以后,人们在谈到伯翳先祖的时候,就用由后往前推的思维方法,将其说成是嬴氏。这是很正常的,但它决不证明嬴姓少昊时代就有了。伯翳以前,人们在提到少昊氏的时候,都说他姓姞,或称青阳氏、云阳氏等,从来不见说他是嬴姓的,这不是铁的事实吗?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秦统一六国以前的世系表[21]

黄帝——清——少昊——(裔子)大业——繇(皋陶)       伯翳(大费,舜封之于嬴)

仲甄



——大廉(鸟俗氏)……孟戏(孟亏夏启时人)……仲衍(商太戊臣)……(后裔)戎胥轩  

——若木
     仲潏(一作滑,在西戎)——处父(蜚廉)—革(恶来,周武王杀之)——

——恩成                                           —季胜——


                                         

女防——旁皋——太几——大骆——非子(周孝王封于秦亭)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西垂大夫)——秦襄公——-  

(30 传)秦始皇

孟增(宅皋狼,周成王时人)——衡父——造父(周穆王封于赵)

(第8世)叔带——(第10世)武——(第12世)主父

(第6世)赵嘉(投秦,世居天水,为天水赵氏之祖)



[1] 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六,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2~103页。

[2] 汉·焦赣:《焦氏易林》卷1。

[3] 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一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4]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一集,第172页。

[5] 林剑鸣:《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6]清朱鹤龄:《尚书埤传》卷1引《春秋序命历》。

[7] 汉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

[8]汉班固:《汉书》卷21下《律历志下》附《世经》。又见王守谦、金秀珍、王凤春译注:《左传全译》昭公十七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0页。

[9]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秦都邑考》。

[10]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二,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2页、第24页。

[11]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二,第30页。

[12] 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索隐。

[13] 宋罗泌:《路史》卷16。

[14] 《史记》卷1《五帝本纪》。

[15] 《尚书·舜典》记载舜向伯益授官的情景云:“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其文同我们上引《史记》稍异。意为帝舜问大臣们:“谁能通过政教,使民众顺从山泽草木鸟兽的生长法则,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臣下都说益能办到。帝舜说:“行,好啊!伯益,你就来做我的虞官吧。”伯益拜谢叩头。

[16] 宋罗泌《路史》卷34。

[17] 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一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第166页。

[18]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使馆1983年版。

[19]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2篇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12页下。

[20]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79,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1] 据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罗泌:《路史》卷16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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