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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秦文化

2012-6-1 06:42| 发布者: 秦氏| 查看: 1395| 评论: 0

摘要: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 ...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 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 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 ·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 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 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 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 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
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 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
西汉初年, 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 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 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5]。这里所说 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 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 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似已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确认。

秦文化的主要特征

秦人从公元前350年定都咸阳,前后历时144年,不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文化,与当时山东六国相比,秦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是“便国不法古”的原创性。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割据向封建统一转变,而且在于他在这一转变中对每一个历史关节点的准确把握和驾驭创立了一种影响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无论是为加强中央集权而构建一套相互制约、监督体系完整的制衡机构,还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探求的以“郡县制”为框架,以地方基层政权建设为基础的单一政体,秦始皇所从事的实践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二是“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开放性。对外来人才门户大开正是秦人的一个优良传统,秦孝公时的商鞅,秦惠文王时期的苏秦、张仪,秦昭王时期的范睢、蔡泽,秦始皇时期的李斯、韩非、蔚缭、郑国,都是外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秦国找到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的舞台,而且这些人才的引进,带入了大量外部世界的新的信息、新的观念,对促进人文融合发挥了显著的引领作用。而更值得称道的是,秦国统治者对待外来知识分子的姿态,据史书记载,秦孝公当年与商鞅探讨变法图强,常常通宵达旦。每当思想碰撞出火花的时候,双方都情不自禁地向对方的座位移动,以致双膝相促。秦人的这种胸怀,使得秦国成为当时人才云集的舞台。
    三是“河海不择细流”的包容性,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对秦文化吸纳性概括有助于我们了解秦人“海纳百川”的文化视野。所谓“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剑”,“郑、卫、桑闲、昭、虞、象”之乐,都不过是异国文化的象征,而秦人抛弃击叩缶而纷纷演奏郑、卫的旋律,丢掉弹筝而演奏昭乐和虞乐,不仅反映了秦始皇执政时期文化的繁荣,尤其体现出秦人对待外来文化的宽松态度。尽管在秦建都咸阳的144年中,法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占据着主导位置。然而,事实上从秦孝公建都咸阳时起,咸阳就一直是一个诸子百家十分活跃的舞台。在商鞅变法的初期,的确存在着“燔《诗书》,明法令”的禁绝儒术政策,但这只是一个很短的时期,到秦昭王时,学术风气已经出现了“纳六国之士”的可喜变化;特别是在秦始皇执政以后,吕不韦召集六国学子,编撰《吕氏春秋》,兼采各家学说,开了秦国学术的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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